从发展历程来看，普惠金融首先是一门实践的课题。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区金融和尤努斯小额信贷实验算起，迄今在实务界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然而对于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框架的设计，却显得相对滞后，甚至很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厘清。中国最近几年加快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步伐，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也在逐步摸索适合自己的服务模式。但是由于概念界定不够明确清晰，理论框架不够完整严谨，导致出现了模式异化、使命漂移和资源错配等问题。中国要在普惠金融形成后发优势，不仅要在实践层面探索出具有“道路自信”的中国模式，还需要在理论层面梳理出一套符合“理论自信”的中国普惠金融研究框架。

相对于丰富的普惠金融实践，普惠金融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依然相对滞后。我们对普惠金融的研究现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主线进行了初步梳理。从横向来看，普惠金融的研究在国外主要集中在用经典金融学理论解释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对近半个世纪普惠金融实践的总结；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表现为金融边界理论、数字化普惠金融理论和普惠金融的国际比较方法等。同时也开始有学者关注到普惠金融背后的文化伦理问题，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找普惠金融伦理所需要的大同、包容和和谐思想根源。

从纵向来看，将普惠金融理论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称为理论萌芽阶段，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和框架，也没有被纳入官方语境，只是作为金融排斥理论的一个镜像进行思考和分析。第二阶段是理论觉醒阶段，标志是概念形成并纳入官方体系并强化为一种权威语境，普惠金融开始受到实务和理论界的全方位重视。第三阶段是理论自觉阶段，很多学者成立独立的普惠金融研究院加强对普惠金融的体系化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进行实验，比如山东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及相应的实践平台普惠金融超市。普惠金融的“三阶段演化”观点，是我们从理论上首先进行的总结与梳理。

正如Sarma（2012）所说，普惠金融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由此，我们从语义学、功能主义、社会学、金融学、伦理学等多个维度，对普惠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解构和剖析。我们发现，也正如多个学者所认同的，不能单纯的从金融学这个单一理论去理解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当然要实现服务普惠群体的金融功能，但是如果认识不到普惠金融内涵的包容性增长要求，认识不到普惠金融的普及需要普世情怀、大同理念和和谐思想，也就不能真正认识普惠金融的独特之处，在实践过程中也就很难避免出现使命漂移和模式异化等问题。

在发散性、多维度的探讨了普惠金融的内涵和外延之后，我们基于中国普惠金融的现实，对其文化底蕴、根本目的、技术基础和实践指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得天独厚的伦理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大同、和谐和包容的文化底蕴。必须构建基于这些价值观体系上的普惠金融伦理体系，才能更好的推动普惠金融在全社会的真正普及。构建普惠文化价值体系，是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明确发展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从宏观层面上看应该是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通过金融手段让大多数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相反。而从微观层面上，国外的实践已经证明商业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在中国当前的监管环境下，社会价值更加有助于实现商业价值。从技术层面来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金融机构来说需要尊重金融的基本规律，基于信息经济学的风险管控技术至关重要。对多方参与的结构化模型中，机制设计则是关键，一套符合中国现状的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可以在规避寻租、模式异化和使命漂移的同时，保证多方的利益诉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从而推动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清晰明了的“三三原则”，可以作为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指引。当然，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实验。